《傷寒論》 12．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fā)；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fā)熱，鼻鳴干嘔者，桂枝湯主之。方一。
桂枝（去皮，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炙，二兩) 生姜（切，三兩)大棗（擘，十二枚)
上五味，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余，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離，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根據(jù)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須臾，《僧祇律》“一剎那者為一念，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為一彈指，二十彈指為一羅預，二十羅預為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這樣算來一須臾約等于48分鐘，就是不到半個時辰。
中國的國學對于外來文明的融入性是極強的，不但一些詞句，在《傷寒雜病論》中甚至很多藥物都是西域舶來品，如紅藍花，訶梨勒等，三國前倒是很少舶來東洋之物，可能那時的東洋還很蠻荒，還要舶來我們的，呵呵。在舶來物品的同時，一些語言名詞往往隨之而來，這里面應該也避免不了fo學名詞。
fo教何時傳入中土比較難于精確的考證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仲景成書的建安紀年（公元196年)前（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成書于建安紀年+十稔也就是10年，不會早于公元206年)，fo教已經(jīng)大行天下，fo經(jīng)也已經(jīng)融于中土文化，我們可以來溯源一番：
東漢末年(桓、靈、獻三朝)已經(jīng)是fo教入華之后開始蓬勃發(fā)展的一個時期。
在此之前，還有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來華授《浮屠經(jīng)》；
其后，東漢明帝永平年間(58-75 )遣使赴西域請回并譯出《四十二章經(jīng)》等fo經(jīng)；
并且明帝時有楚王劉英“為浮屠齋戒祭祀”之記載；
還有白馬寺的歷史也可以佐證：“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的某天晚上，漢明帝劉莊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神仙，金色的身體有光環(huán)繞，輕盈飄蕩從遠方飛來，降落在御殿前。漢明帝非常高興。第二天一早上朝，他把自己的夢告訴群臣，并詢問是何方神圣。太史傅毅博學多才，他告訴漢明帝：聽說西方天竺（印度)有位得道的神，號稱fo，能夠飛身于虛幻中，全身放射著光芒，君王您夢見的大概是fo吧！于是明帝派使者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去西域，訪求fo道。三年后（公元70年)，他們同兩位印度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回到洛陽，帶回一批經(jīng)書和fo像，并開始翻譯了一部分fo經(jīng)，《四十二章經(jīng)》就是其中之一。皇帝命令在首都洛陽建造了中國第一座fo教寺院，以安置德高望重的印度名僧，儲藏他們帶來的寶貴經(jīng)像等物品，此寺即今天的洛陽白馬寺。據(jù)說是因當時馱載經(jīng)書fo像的白馬而得名，而白馬寺也因而成為中國fo教的“祖庭”和發(fā)源地。
漢末桓、靈之時更可由幾段記載直接與fo教有關：
一、桓帝（公元147-167年)於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二、襄楷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上書時并引《四十二章經(jīng)》、《老子》及《太平經(jīng)》以相比附,可見fo教經(jīng)典已為人所熟知；
三、外國僧侶陸續(xù)來華，大量翻經(jīng)，并講授經(jīng)典，傳布fo法，其中著名者如安息人安世高(安清)於漢桓帝建和二年(148 年)至靈帝建寧中(168-171 年)二十余年間，共譯出三十余部經(jīng),共數(shù)百萬言(或曰百余萬言)，并親自在洛陽講授fo法，聽講者頗眾；
還有支婁迦讖(支讖)於桓帝末游於洛陽，并於靈帝光和、中平之間
(178-189年)譯《般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經(jīng)，又有《阿
闍世王》、《寶積》等十部經(jīng)；
此外，有康居人康巨(康臣)於靈帝時出《問地獄事經(jīng)》；支曜譯《成具光明三昧經(jīng)》；支讖再傳支越(支謙)續(xù)譯《首楞嚴經(jīng)》；
由以上所述可知，“及至桓靈之世,安清支讖等,相繼來華,出經(jīng)較多,釋迦之教,乃有所據(jù)”，并且“fo學在我國獨立而為道法之一大宗，則在桓靈之世（147-188)”應是實
情。還有安玄於靈帝末至洛陽，與華人嚴浮調(diào)共譯《法鏡經(jīng)》，并且《沙彌十慧章句》還是嚴浮調(diào)自己著述的，可見早在公元188年之前，中土的一些知識分子就可以熟練的掌握fo經(jīng)和運用fo經(jīng)的理論詞語進行著作；
到了獻帝時期，《三國志》，<吳書 .劉繇傳>便記載:
“乃大起浮屠祠，以銅為人，黃金涂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
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人，悉課讀fo經(jīng)，令界內(nèi)及旁郡人有好fo者聽受道，復其
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后至者五千余戶.。每浴fo，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jīng)數(shù)十
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其事則大約在獻帝初平三年(193年)，當時fo教之影響廣泛深遠可見一斑。
那么綜上所述，一是《摩訶僧祇律》（fo教戒律書，簡稱《僧祇律》，意譯《大眾律》)最早的口傳心授或譯而成文的年代是不是比東晉會更早？例如有據(jù)可查的就有三國魏嘉平二年有曇柯迦羅在白馬寺譯《僧祇戒本》的記載，而“漢明帝使者秦景等人同兩位印度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帶回一批經(jīng)書和fo像，并開始翻譯了一部分fo經(jīng)”則更早可溯遠到公元70年，據(jù)仲景成書時還有130多年，在這百年中，一些fo教的詞語應該能潛移默化的溶入了中華文化之中。
二是《傷寒雜病論》在流傳傳抄的過程中也有可能被一些醫(yī)者根據(jù)自己的臨床經(jīng)驗和用詞習慣加入了一些內(nèi)容，后世加文，特別是加減煎服禁忌等方面在《傷寒雜病論》還是個很普遍的現(xiàn)象，但是這種可能性的有無只是有關乎“須臾”的訓詁考證，并不影響它的本義。
三是放到原文中品味：“上五味， 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余，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嗣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離，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 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根據(jù)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余，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嗣有汗者益佳”，注意這個“以助藥力”，顯而易見，這熱稀粥一升余，是作為援兵來使用的，桂枝湯是殺敵的勇士，桂枝生姜抗邪散邪，炙甘草大棗養(yǎng)胃氣補津液，芍藥有和營和防止甘味藥壅滯的作用，甘草大棗這樣平和的藥都要配合芍藥的酸苦來佐治涌泄一下，可見這時根本不能過于再急著啜粥來增加胃的消化吸收負擔，這就像是戰(zhàn)場上沖鋒陷陣的勇士不要攜帶太多的干糧輜重一個道理，等桂枝湯的藥力要發(fā)揮出來了，然后再啜粥，這就是援兵上來，增加桂枝湯的戰(zhàn)斗力和補給了，那么中藥湯劑從服用到吸收到達到血峰值應該不會低于48分鐘（一須臾)。
四是學傷寒經(jīng)方之學以來，越來越感覺我們的古人是嚴謹認真的，治學功力之精辟遠過于今人，往往是不會作功夫行跡之心的，一字一句皆有深意，（或者是刻竹簡的辛苦導致的不妄言習慣？呵呵，存疑吧。)比如，如果是服桂枝湯后需要馬上就啜粥，為什么不用“服以急啜熱稀粥一升余”、“服以即啜熱稀粥一升余”、“服以旋啜熱稀粥一升余”“服后立啜熱稀粥一升余”這些比“須臾”更能表示時間緊湊的措辭呢？
個人淺見，妄言雜說，貽笑大方，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