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的故居已經(jīng)在1993年拆除。拆除前它是一棟土坯危房，幾根木頭支撐著一面將傾的山墻。經(jīng)常上訪要求保護故居的武訓后人，終于熬不住了，把它拆掉重建，以解決一家人的安身問題。新建的房門前，掛著“堪稱丐圣”的匾牌，提醒人們這里曾是武訓居住過的地方。
武訓(1838- 1896年)是清末山東省堂邑縣武莊(今冠縣柳林鎮(zhèn)武莊)的一名乞丐，靠乞討興辦義學三所，清廷曾授其“義學正”名號，光緒帝頒以“樂善好施”匾額，其事跡也被編入《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六“孝義”一節(jié)。民國期間，他的名聲亦不墜，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要員均曾題詞撰文贊頌。對武訓評價的重大轉(zhuǎn)折，發(fā)生在1951年，因為一部電影《武訓傳》而掀起聲勢浩大的批判武訓運動，給予他“大地主、大流氓、大債主”的新定位，這被認為是新中國成立后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第一場全國規(guī)模的政治運動。
進入上世紀80年代，對武訓的評價開始回歸，1986年國務院辦公廳文件中指示限“于地方范圍內(nèi)”恢復其名譽。如今官方話語提及武訓時，亦語皆褒揚。2011年最新出版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二卷也否定了武訓批判這種做法，認為當時對《武訓傳》以及武訓其人的批判“在教育文化界開了用政治批判解決思想問題的不好的先例”。
在武訓故居數(shù)公里外，柳林鎮(zhèn)上，有一處武訓紀念館，但并未對外開放。看門的老人說，紀念館已籌建了三年。這里是武訓創(chuàng)建的一所義學原址，內(nèi)有武訓墓及祠堂。不過，武訓墓內(nèi)并無尸骨與衣冠，真正的武訓墓已在“文革”時被拆毀。當武訓批判成為一場全國范圍的政治運動時，他的家鄉(xiāng)柳林鎮(zhèn)也就成為了風暴之眼。
武訓一生未娶妻生子，其長兄武謙的次孫武芳林過繼給他當了兒子，便有后人傳承下來�！拔母铩睍r，武訓被扒墳拋尸，是其孫子武金興冒險將尸骸偷偷取走，埋在了村邊的一片麥地中。
距離《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刊發(fā)毛澤東審閱和修改的批判《武訓傳》社論，已經(jīng)整整60周年了，武訓的重孫武成田帶著南都記者來到那片埋有武訓尸骨的麥地，慨嘆良久。
南都首席記者韓福東
土改運動，武訓仍是正面典范
在武訓去世半個世紀之后，1946年，他的故鄉(xiāng)開始進行土地改革。3年前，為了紀念這個乞討辦學的名人，冀魯豫邊區(qū)政府將這里由堂邑縣改名為武訓縣，武訓老家柳林鎮(zhèn)也變身武訓鎮(zhèn)�？h內(nèi)還有以“武訓”命名的師范學校和小學。彼時日本已經(jīng)占領(lǐng)了山東，國民黨政府早已撤離，但共產(chǎn)黨仍在地下活動。
土改開始時，武訓的曾孫武玉泉12周歲。“我家很苦，國民黨南下沒帶走的雜牌軍把糧食又給吃了一部分，9歲時，父親就領(lǐng)著我去黃河南邊的梁山縣逃荒要飯。”武玉泉對南都記者說，他家土改前有6畝多地，屬于貧農(nóng)，土改時從地主富農(nóng)手里分得9分多地。
不過，武莊整體上就是一個窮村，沒有誰家特別富裕。“一共60多戶人家，有48戶貧農(nóng)，20多戶中農(nóng)，最多的也就70多畝地，沒有地主�！蔽溆袢f，但土改時，武莊還是有幾戶人家被定位為“富農(nóng)”，其中一個叫武叢林的人，則被貼上“地主”的標簽。
“武叢林其實不是地主，他有70多畝地，是土改前1945年鬧災荒時，從其他人手里買的。他節(jié)儉過日子，沒雇工，個人去地里干活，他岳父也幫他干。這個人也不壞，莊里沒人恨他。解放戰(zhàn)爭時，他跑到梁山縣躲了一年多，土改后回家，就被定為逃亡地主，說他雇工(岳父)，批得比較厲害�！�
武莊還有一個叫武金棟的人，土改前還有50多畝地。按武玉泉的說法，武金東效仿武訓辦義學，但化募來的錢，有一部分“顧了自己家”，買了些地。武金東的土地也被貧民分了。
武玉泉參加了共產(chǎn)黨的兒童團。“多少會有點好處，能多分些糧食。去抄家，喊‘打倒地主’的口號�！彼f，村里一個富戶跑了，他們每家分了一大包的
山藥，“沒分農(nóng)具，他家也不多�！�
武玉泉的父親武金興則當了貧民委員，參與土改分地工作。解放戰(zhàn)爭也進入了最激烈的時刻，兩黨軍隊在冠縣附近攻守。
據(jù)《冠縣縣志》，“冠縣作為老解放區(qū)，‘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擁軍支前，參軍參戰(zhàn)，支援新解放區(qū)，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在不足兩年的時間內(nèi)，全縣有3387名青年參加解放軍，400多名干部北上、南下，支援東北、平津、河南、湖南等新區(qū)的工作。全縣為部隊提供了數(shù)百萬斤糧食、柴草，組織了數(shù)千名民兵和數(shù)萬名民工隨軍轉(zhuǎn)戰(zhàn)黃河南北……”
家住距武莊約十公里遠許村的郝瑞琛，1948年曾任附近四五個村的土改組副組長。
郝瑞琛1943年入黨時，才16周歲。他只在武訓高小讀過三五月書，但因為父親是清末秀才，所以教他識得不少字，也寫一手好書法。入黨前，郝瑞琛在附近集市上給商家記賬，在集市上收稅的共產(chǎn)黨員，“看這小孩雖然還不到18歲入黨年齡，但又會寫又會算，表現(xiàn)很好，就破例發(fā)展我入黨了。7月份舉辦入黨儀式。我那時對共產(chǎn)黨了解不多，連蘇聯(lián)都不知道，后來看書、報才了解馬列主義�！�
土改在許村開始時，郝瑞琛在村小學教書。“共產(chǎn)黨駐村干部協(xié)助群眾斗地主富農(nóng)，十幾個兵都有槍，許村斗了18家。那時上面不讓打人，只分地，但下面奉行極左政策，開大會時地主吊起來，叫群眾打‘惡霸’，不打不行，不能憐憫地主。有一次打死兩個�！�
被打死的地主曾做過偽軍，手上也曾有血債。但被批斗者中也有口碑極好的地主。村里有一位邢姓拔貢(拔貢是清末由地方貢入國子監(jiān)的生員之一種)，曾作為清廷公費留學生留日兩年，給許村打井，帶來現(xiàn)代肥料�！八蠈�，也不捉事，人人說好。但也斗了。老百姓不愿意斗拔貢，村干部也不愿意斗，但兵工廠的人不同意，必須斗。就勉強斗他，有的群眾都掉眼淚，沒有打他。兵工廠的人叫他跪下，他一跪下，別人都離開老遠，不敢看他。兵工廠的人就說，這是因為：拔貢勢力大，人人見了都害怕！”
郝瑞琛的秀才父親，因為家貧，避開了之前的批斗，但很快也被別人揭發(fā)：西邊有拔貢，東邊還有秀才呢�！按謇镛k公的人都知道父親窮，不能斗。兵工廠的人說：斗倒他的人格。群眾感覺光斗人格，更沒勁了。因為父親平日在村里總調(diào)解糾紛，后來就沒斗他，根據(jù)內(nèi)親定成分，定為貧農(nóng)，還分了些地。”
短短幾年內(nèi)，地主鄉(xiāng)紳都作為剝削階級被打倒在地。武訓一開始并沒有受到波及，雖然1949年武訓縣已被重新更名為堂邑縣。1948年7月，中國電影制片廠投入《武訓傳》的拍攝，武訓仍是正面典范，但創(chuàng)作者們已經(jīng)開始用與土改相同的邏輯來重新評價他。
《武訓傳》電影引發(fā)全國大批判
《武訓傳》的男主角是著名演員趙丹。武玉泉還記得攝制組在村里的情形：“趙丹來村上，找了些人，犁地、推磨、拉碾子，我家武訓的神主牌位什么的，也被劇組借去臨時用。趙丹裝(演)得好，開始不太像，后來越裝越像。”
村民吳金居當時年紀還小，他印象深刻的是，趙丹在拍戲間隙，時常給村里小孩子畫畫。武訓在鄉(xiāng)親心中，仍有相當?shù)母叨��！拔乙恍【椭牢溆�。那時武訓高小有7個班70人的免費學生，管吃飯，學雜費都免。我也是免費生。國家撥款重建武訓祠堂，沒有竣工就因日本入侵停建了�！焙氯痂≌f。
日本兵并沒有毀壞武訓祠堂。武金泉說，日本人也崇拜武訓，不少人聽說日本鬼子來了，就到武莊避難，“武莊的人不殺，武訓學校的學生，也不殺�！�
1951年曾在武訓批判運動中被廣泛征引，與武訓做對比的冠縣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宋景詩，在當?shù)厝罕娭锌诒⒉缓�。“小時候就罵他孬，有壞人，就說他‘是宋景詩做的’。”吳金泉說。
郝瑞琛的評價中夾雜了唯物主義史觀：“他其實是一個流寇，沒有政治綱領(lǐng)。鄉(xiāng)親們對他的評價也不高，有人說他搶、砸。不管窮富，一概搶、砸�！�
《武訓傳》拍攝時，土改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拔屹澇赏粮�。不僅共產(chǎn)黨，孫中山也曾講過平均地權(quán)，節(jié)制資本�！焙氯痂‖F(xiàn)在的觀念在當時更是主流思潮。新中國成立之初，宋景詩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關(guān)注，他注定要靠凸顯武訓“丑惡”的“封建性”而存在。而對武訓的評價，雖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文藝界仍然正面，但話語體系已經(jīng)完全變樣———既然幫村民打井的鄉(xiāng)紳，都因所屬階級而在土改中遭到批斗，既然推翻舊體制的革命值得贊揚，那么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武訓總要有些不一樣的地方，才能仍然獲得好評。
《武訓傳》的編導孫瑜，1950年冬為李士釗編著、孫之儁作畫的《武訓畫傳》寫過一篇序文：“武訓是前清封建主義統(tǒng)治階級壓迫下一個平凡的農(nóng)民……盡管武訓的那一種個人的悲劇性的反抗方式缺乏積極性和革命性；盡管他的作揖長跪、含淚強笑募化來的義學決不能推翻統(tǒng)治，解放窮人；可是成千成萬的人不能不看了武訓的事跡而同情感動。任何為大眾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事跡是永遠值得人同情和感動的�！�
1951年2月，孫瑜在給周恩來總理的信中說，他遵循周總理的指導，影片中“寫到了”三個原則：站穩(wěn)階級立場；武訓成名后，統(tǒng)治階級即加以籠絡利用；武訓最后對興學的懷疑。
只是，對武訓的評價既然已經(jīng)依傍在階級斗爭的話語框架內(nèi)，它就必須要經(jīng)受更嚴苛的話語挑戰(zhàn)。
終于，在《武訓傳》上映、并引來文藝界諸多好評之后，《文藝報》和《人民日報》開始刊發(fā)賈霽和楊耳的批評文章。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發(fā)了毛澤東審閱和修改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將批判引向高潮：“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滿清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nèi)的反動封建統(tǒng)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jīng)濟基礎(chǔ)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tǒng)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nóng)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shù)男麄鳌ｋ娪啊段溆杺鳌返某霈F(xiàn)，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這篇社論要求“展開關(guān)于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guān)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苯酉聛恚度嗣袢請蟆泛臀幕柯�(lián)合發(fā)起13人“武訓歷史調(diào)查團”，開始前往武訓生活過的堂邑、臨清、館陶等縣進行調(diào)查，毛澤東的夫人江青也化名李進一同前往。
隨后在《人民日報》連載近4萬字的《武訓歷史調(diào)查記》，開始全面否定武訓，肯定宋景詩：“同時同地存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一個向地主階級、封建統(tǒng)治者投降，一個對地主階級、封建統(tǒng)治者進行革命；一個被當時和以后的反動統(tǒng)治階級所一貫地加以培養(yǎng)、粉飾和歌頌，一個被當時的反動統(tǒng)治階級所誣蔑、鎮(zhèn)壓和剿殺；一個被當時以至現(xiàn)在的勞動人民所輕視和鄙惡，一個被當時以至現(xiàn)在的勞動人民所擁護和敬愛。前一個就是武訓，后一個就是宋景詩。”
反對者的命運：我以為是學術(shù)討論
江青等人來柳林鎮(zhèn)調(diào)查那一年，吳金居12周歲，正讀小學�！拔覐男【皖B皮，看見一個女的坐在車上，很好奇。就在武莊小學門口，有站崗的扛著槍，其他三個小孩都被攔住了，我闖了進去，倚著門看，武金棟、我五爺爺都在，有人在問有人在記。后來聽人說車里的女人是毛澤東的夫人藍萍———那時大家還叫她藍萍，不叫江青。我還記得她的模樣，不太高，長得不算孬，四方臉，短發(fā)，那時還沒戴眼鏡。”
武玉泉回憶，調(diào)查組成員人民日報社文藝部主任袁水拍和聊城地委宣傳部長司洛路曾前來他家，向父親武金興要去包括地畝賬在內(nèi)的相關(guān)資料，“態(tài)度也不錯�！薄案赣H以為地畝賬是老爺爺?shù)墓冢l知江青說：一個人三頃地！扣上地主的帽子�！�
武金興還被叫到柳林鎮(zhèn)與江青談話�！敖鄦柛赣H叫啥，問還有什么材料，讓人給父親倒茶水喝。父親之前就聽別人說，要找武訓的錯誤了。父親說，老爺爺有什么錯，他承擔。認為都是功勞，沒錯誤。”
村民的很多話，被調(diào)查組加以利用。武玉泉說，后路堂村有一個叫路延林的老人(103歲)，說武訓放債只放給好戶，不放給窮人。武玉泉辯解說：“實際放錢給窮人，窮人還不起，沒法辦學。能收回來才放錢�！�
此時，武訓已經(jīng)去世55周年。“很多人都已經(jīng)不記得了，就胡言胡語亂編�！蔽溆袢f。
但也有村民，在調(diào)查組前保持了沉默。據(jù)調(diào)查組成員之一、時任臨清縣臨清鎮(zhèn)委宣傳部長的趙國璧20世紀80年代回憶：被調(diào)查人中，有個在清朝當過“藤甲兵”的人，名叫李漢邦，七十多歲了，獨個兒居住。當調(diào)查組到他家時，張口便對武訓為人大加贊揚，他說，“武訓可是個好人��！他一生吃苦耐勞，攢錢為窮孩子辦義學！我見過他，也知道他的一些事。我見武訓時，正是山東巡撫張曜大人來臨清的時候�！钡搅送砩希甯刹繉λf：“武訓挨批了，說話得留神點！”這樣，到第二天，調(diào)查組又去找他做調(diào)查時，他便說：“我耳朵聾，聽不懂你們的話�！币院缶褪裁丛捯膊徽f了。
另一調(diào)查組成員、時任聊城地委宣傳部長的司洛路還提及，調(diào)查團先到堂邑縣找了縣長趙安邦，他是個念書出身的知識分子，是柳林東南趙家里莊人，離武訓家只有十幾里地。在開始會見調(diào)查團來人時，他就說：“對武訓這個人可不能亂批評！”當時他不知道李進是什么人，縣委書記段俊卿對他說明李進就是江青后，就不記得他再對調(diào)查組說武訓的好話了。
《武訓歷史調(diào)查記》出爐之后，武莊村干部曾找到武金興，告訴他上面已經(jīng)在批判武訓。“他說武訓是地主富農(nóng)的奴才，見到富人就磕頭。我父親說，磕頭不給錢都沒辦法，不磕頭誰給錢？我父親也會說一套理。等村干部走了，我父親說，批判的人你有權(quán)力，說圓就圓說扁就扁咱有什么辦法？很生氣�！蔽溆袢f，在調(diào)查組調(diào)查之前，父親武金興曾做過一個夢，他去武訓祠堂，看見有幾個人在那里喝涼茶，父親懷里揣著一錫壺熱茶，想與這些人的涼茶混著一起喝，但這些人不同意。父親轉(zhuǎn)了三圈，找不到老爺爺牌位，后來在西山頭看到一張紙一張紙把老爺爺?shù)念^像都給蓋住了，他就一張一張揭，老爺爺金光閃閃的頭像就在西山頭露出來了。
這個夢像一個隱喻，預示了武訓身后在新中國的命運。1951年下半年，全國掀起批判武訓的高潮。在武訓故里，各個機關(guān)單位也在傳達、學習批判武訓精神。在冠縣檔案館，南都記者看到一份武訓師范學院1951年6月15日的檔案材料———《討論批判武訓問題總結(jié)報告》。報告稱，經(jīng)過18天業(yè)余時間的學習文件和討論批判，全校師生初步學會“用科學的歷史觀來批判問題”，報告列舉了師生提出為武訓辯護的12點理由，一一做了駁斥。譬如，有師生說：“吃了喝了到現(xiàn)在成了無產(chǎn)階級，能分莊分地，吃苦努力辦學不好了，有罪了，武訓手上沒有血，怎么成了罪人呢？”報告提供的正確答案是：在封建社會里，不滿意他們的統(tǒng)治，吃喝玩樂是消極的抵抗，聚火搶劫、殺官劫庫、擾亂封建統(tǒng)治秩序，使他們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不下去，是革命行動。武訓倒向敵人，懷抱死心塌地為敵人服務，危害人民。至于說沒有拿刀殺人手上沒有血，那么蔣介石不也沒有親自拿刀殺人，能說沒有罪么？又說武訓為公不自私，他為的啥公？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公，不是為人民大眾的公。武訓的方向錯了，他為公利他都說明起的反人民的作用大，說明他是典型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擁護者。
知識界很多泰斗級人物，開始公開發(fā)問批判武訓，《武訓傳》編導孫瑜和《武訓畫傳》作者李士釗等人也都撰文自我檢討。
此時，郝瑞琛已是堂邑縣委宣傳部干事。老城隍廟的神位已被拉倒，成為縣委辦公所在地。江青等調(diào)查團成員來時，“縣委、政府領(lǐng)導去聊城接，江青坐小車，其他60多人坐大汽車。調(diào)查團在縣委大院內(nèi)后面的樓住，單吃小灶。”
郝瑞琛沒有參加調(diào)查采訪，他負責謄寫武訓師范學校教師名錄，那里很多秀才與拔貢，“江青夸我字寫得不錯。不過，那時我不知道李進就是江青�！�
看到報紙上那么多批判武訓的文章，郝瑞琛感覺如鯁在喉�！拔艺J為這是學術(shù)討論，允許不同意見，不會受處分。就寫了2500多字的文章———《我對武訓與別人相反的認識》，縣委二三十個人圍著我，有人說：‘小郝，你可別寫這個，不行，了不得�！也宦犓麄兊模瑑蓚�小時就寫好了�！�
在投稿給省委機關(guān)報《平原日報》之前，郝瑞琛征詢了堂邑縣宣傳部長和縣委書記的意見，“他們都說別郵，不行寫這個。我心想不要緊。郵到《平原日報》沒20天，發(fā)表了。”
不過，郝瑞琛的文章是作為負面典范發(fā)表的，《平原日報》附了一則編者按：“今天像郝瑞琛這樣的人卻仍堅持認為‘武訓是值得表揚贊譽與學習的’，只不過證明：他們堅持著反人民、反歷史、反科學的立場而已�！碧靡乜h縣委書記等人去省里開會時，提前知曉了批判郝瑞琛的消息，回來后召開縣委會議，開除了郝瑞琛的黨籍、工作，讓他回農(nóng)村勞動�！斑B胸前的縣委會證章也沒收了，轟出縣委會，第二天我就扛著被子回家了。后來去學校里，才看到批判我的報紙。”
國辦發(fā)文為武訓恢復名譽
郝瑞琛在許村老家勞動一年，又去聊城地委宣傳部找宣傳部長(原堂邑縣委書記)等人，要求重新安排他工作。不久他就被分配到聊城保險公司，成為一個小職員�！拔以诒ｋU公司做了三四個月，還被監(jiān)視著呢，閑聊中我又說武訓的名聲國際上都知道，結(jié)果他們認為我還崇拜武訓，沒改，又回家監(jiān)督勞動，一直到1980年10月給我平反。”
郝瑞琛再次回農(nóng)村勞動時，事實上武訓批判的高潮已經(jīng)過去。但有關(guān)武訓的林林總總，在武訓家鄉(xiāng)都成為忌諱�！耙郧埃磕暾鲁醵�，去柳林鎮(zhèn)武訓墓上墳的人群，聲勢浩大，一批判后，都不敢了�！蔽溆袢f。不過，吳金泉的父親在武訓批判運動后，還曾因勞動突出而成為當?shù)氐膭谀！Ｔ诿耖g的口耳相傳中，武訓似乎仍然有著好名聲。1964年，帥子蘭從外村
嫁給武莊的吳金泉，父親對她說吳金泉的老爺爺修學校是好人�！拔医Y(jié)婚前就知道武訓，但并不知道武訓挨批判。”這大概符合農(nóng)村識字不多者的一般情形，批判武訓的影響更多擴及在知識分子群落。
對武訓批判的第二個高潮，發(fā)生在“文革”爆發(fā)后�！啊度嗣袢請蟆分匦驴l(fā)了批判武訓的社論，我也因為這個挨過批斗，村里的小孩都喊我‘二武訓’，受歧視得很�！焙氯痂≌f。
武玉泉家庭的命運當然更差些。“我們被扣上‘武訓孝子賢孫’的帽子，是‘武訓流毒’，抬不起頭來。標語都是‘打倒武訓’、‘武訓是豪戶的狗腿子’、‘武訓前披
羊皮，后披狗皮’。父親也成為四類分子，和其他地主富農(nóng)一起上臺開會挨批斗�！�
武玉泉被抄了家�！按謇镆粋�老師帶著十多個紅衛(wèi)兵，打著小紙旗，喊著‘打倒武訓流毒’、‘打倒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口號，進來就說，把武訓有關(guān)的東西全拿出來�！蔽溆袢f。
武玉泉的父親武金興偷偷把武訓神主匣子里的神主牌位留了下來，其他如“樂善好施”匾額等都被抄走，運到村小學燒掉了。待到1966年農(nóng)歷七月十三日，紅衛(wèi)兵涌入武訓祠堂，扒掉了武訓的墓。
武莊14周歲的武德富，當年在柳林鎮(zhèn)完小讀5年級，他參加學校批判武訓的戲劇表演，也是扒武訓墓的積極分子�！傲滞晷�500人中，我是最早的26個紅衛(wèi)兵之一。黨往哪打槍我往哪走。破墳時，現(xiàn)場有接近1000人吧，拿大鐵錘砸。我用手掀扳墓磚時，還砸壞了手。我記得，扒墓的總指揮是柳林二中教師劉西奎，他拿著武訓的頭骨說：這是武訓的狗頭。”武德富對南都記者回憶。
武德富說，他們把武訓棺材拆開，將武訓的尸骨放棺木上，一路喊著口號，抬到柳林鎮(zhèn)北街西北角的一個廢磚廠“撒骨揚塵”，現(xiàn)場還開了一個批斗大會。
尸骨在廢磚廠停留了幾天之后，武金興才在黑夜偷偷把它拿回，埋在村后的麥地里。武金興的兒媳帥子蘭對南都記者說，“從此之后，家里一點好事沒有。同樣干活，別人10個工分，我們就8個。找什么典型都找到我家，和另一戶地主武叢林一起，晚上常開會受批。”
這樣的日子持續(xù)了十幾年。1980年郝瑞琛獲得平反前后，《武訓畫傳》的作者李士釗也到柳林調(diào)研，醞釀著給武訓恢復名譽。自此開始，武訓后人也開始為此而奔跑。標志性的轉(zhuǎn)折發(fā)生在1986年4月29日，國務院辦公廳作了《關(guān)于為武訓恢復名譽問題的批復》(函(1986)20號)，內(nèi)稱：“關(guān)于為武訓恢復名譽問題，胡喬木同志作了指示：‘武訓其人，過去大加撻伐是錯誤的，現(xiàn)在如大張旗鼓地恢復名譽，似亦過當。最好在徹底查清當時指責各項問題的基礎(chǔ)上限于地方范圍內(nèi)處理。這與武訓傳之涉及陶行知、孫瑜等一大批人有所不同�！堊裾諉�
木通知的批示精神斟酌處理�！�
轟轟烈烈的武訓批判，以這樣的方式宣告退場。
我認為這是學術(shù)討論，允許不同意見，不會受處分。就寫了2500多字的文章———《我對武訓與別人相反的認識》，縣委二三十個人圍著我，有人說：“小郝，你可別寫這個，不行，了不得。”我不聽他們的，兩個小時就寫好了。
———1951年頂風為武訓辯護的郝瑞琛
今天像郝瑞琛這樣的人卻仍堅持認為“武訓是值得表揚贊譽與學習的”，只不過證明：他們堅持著反人民、反歷史、反科學的立場而已。
———1951年《平原日報》發(fā)表郝瑞琛文章所加的編者按
當時的具體做法有明顯缺點，即把思想認識問題不適當?shù)靥岬较蚍磩铀枷搿巴督怠钡恼胃叨�，在教育文化界開了用政治批判解決思想問題的不好的先例，不利于通過充分民主討論達到分清是非的目的。
來源：南方都市報
－－－－－－－－－－－痛心。土匪當政，給百姓帶來的困苦是無窮的。
－－－－－－－－－－－新中國第一部禁片 電影《武訓傳》拍攝和被禁內(nèi)幕
1950年底，由孫瑜編導、趙丹主演的電影《武訓傳》在全國公映。但是誰也沒有想到，一年之后，針對這部電影竟掀起一場全國性大批判，該影片隨之被禁止上映，成為新中國的第一部禁片。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也是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對文化作品的大批判。孫瑜作為《武訓傳》的編導，親歷了《武訓傳》拍攝和被禁的前前后后……
一
1944年夏，孫瑜在重慶北
溫泉中華教育電影制片廠工作時，一天，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送給孫瑜一本《武訓先生畫傳》，他希望孫瑜有機會時能夠把武訓的事跡拍成電影。
武訓是清末山東堂邑縣（今山東冠縣)人，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他出身貧寒，青年時因苦于不識字而受人欺騙，決心行乞興學，以便讓窮人的孩子都能讀書識字，免受有錢人的欺壓，過上好日子。武訓經(jīng)過30年的乞討，積累了一些錢，在他50歲以后陸續(xù)辦起了3所義學，而他自己仍然乞討度日，直至死去。武訓的行乞興學活動，受到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贊揚，清末山東巡撫張曜曾奏準光緒帝給予“建坊施表”。武訓死后，其事跡“宣付史館”，被尊為“義乞”、“乞圣”。
孫瑜懷著很大的興趣細讀了《武訓先生畫傳》，深深地為武訓“行乞興學”的獨特事跡所感動，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電影題材。1945年孫瑜赴美國時，身邊還帶著《武訓先生畫傳》和初擬的簡單《劇情梗概》。1947年秋天，孫瑜在回國的旅途中，拿出筆記簿來，開始寫了一部分的“分場劇情”。劇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包括藝術(shù)加工虛構(gòu)的)也逐漸在孫瑜的頭腦中形象化了。
回國后不久，孫瑜就決心籌攝《武訓傳》。1948年1月初，孫瑜在南京趕寫“分場劇本”，1月底就寫成簡單的電影文學劇本。
這個《武訓傳》分場劇本，描寫武訓自幼窮苦，乞討為生，他羨慕村里有錢人的孩子入私塾念書，有一次，他壯起膽子走進一個學堂里，跪著請求收他念書，但是，老塾師見乞丐進門，認為“有辱斯文”，一頓戒尺和呵責把小武訓趕了出去。武訓不能念書，后來到張舉人家?guī)蛡�，言明每年工錢6000文銅錢。武訓幫工3年，等他要求支錢回家看望生病的伯母時，張舉人欺武訓不識字，拿出假賬簿，說他錢已支用完畢，武訓不服，被一頓毒打趕了出來。經(jīng)過這些教訓，武訓懂得了窮人不識字的苦，決心興辦義學，要讓窮孩子也能讀書識字，不受欺侮。于是，武訓做短工、討飯，敲銅瓢賣唱要錢，集資辦學。他一生到處奔波行乞，忍辱負重，含辛茹苦，最終辦成了幾處對窮孩子進行免費教育的義學……
電影分場劇本著重刻畫了武訓一生的苦行，主調(diào)完全是歌頌性的，歌頌了武訓舍己為人、艱苦奮斗到底的偉大精神。
《武訓傳》分場劇本寫完打印后，孫瑜寄了十幾份給上海
昆侖影業(yè)公司，交鄭君里分送陽翰笙、史東山、蔡楚生、沈浮、趙丹等人。趙丹曾在醫(yī)院里閱讀過《武訓先生畫傳》，他見清朝的山東同鄉(xiāng)武訓（趙丹也是山東人)忍辱負重，終生艱苦修“義學”的事跡，曾感動得痛哭流涕。后來孫瑜在上海約他合作主演，他立刻接受了。
孫瑜很想能在昆侖公司拍攝這部影片，并于1949年2月起加入昆侖影業(yè)公司。當時“昆侖”正在趕攝《三毛流浪記》和積極籌攝趙丹、吳茵合演的《
烏鴉與麻
雀》，電影《武訓傳》暫難排上拍攝日程。
二
1949年6月20日，孫瑜在解放后的上海接到赴北京參加新中國“第一次文學藝術(shù)工作者代表大會”的通知。在北京，幾千位來自全國的文藝戰(zhàn)士云集一堂，聆聽毛澤東主席的歡迎辭，聽取了周恩來長達4小時的政治報告和其他首長們的講話。在每天的文藝晚會上，孫瑜和其他藝術(shù)工作者愉快地欣賞了老解放區(qū)藝術(shù)家們的那些充滿革命豪情和蓬勃朝氣的歌舞、戲劇的演出。
一天晚上，在中國電影工作者協(xié)會成立后的盛大晚宴上，周恩來和茅盾、郭沫若都參加了。孫瑜從老遠處擠到周恩來跟前，頗為唐突地告訴站著的周恩來，他準備拍攝電影《武訓傳》，并請教總理對武訓的看法，周恩來略為思索，告訴孫瑜，他聽說武訓年老時一共辦成了3個“義學”，但后來這些“義學”都被地主們拿過去了。在當時參加晚宴的一些同志都想和總理說話的情形下，周恩來不可能再和孫瑜多談。但他的寥寥數(shù)語，已給了孫瑜很大的啟發(fā)。
1949年12月，昆侖影業(yè)公司把《武訓傳》推上拍攝日程。孫瑜和鄭君里、沈浮、趙丹等其他劇組人員多次討論研究《武訓傳》的問題。大家感到，武訓立志終生艱苦修“義學”，為了使窮孩子們也能寫寫算算，不再吃不識字的苦，其志可嘉，精神可貴；但“興學”絕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窮人的地位，應該在電影里加以評述（當年一度曾有人建議改電影的名為《武訓評傳》)。于是，孫瑜決定修改《武訓傳》劇本。
孫瑜原來寫的《武訓傳》劇本是一部歌頌武訓行乞興學、勞苦功高的所謂“正劇”。大家感到，武訓興辦“義學”可以作為一部興學失敗了的悲劇來寫，而武訓本人到老來也發(fā)現(xiàn)和感到他自己失敗的痛苦，才能成為一個大的悲劇。這些修改意見，孫瑜都一一接受。孫瑜認為，封建統(tǒng)治者不準窮人念書，但武訓說“咱窮人偏要念書”那一種“悲劇性的反抗”，能揭露封建統(tǒng)治者愚民政策的陰險刻毒，也是對《武訓傳》劇本的修改和提高。同時，雖然劇本的主題思想和情節(jié)上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劇”為“悲劇”―――寫了武訓為窮孩子們終生艱苦興學勞而無功，可是他的那種舍己為人、艱苦奮斗到底的精神，仍然應在電影的主題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頌的。于是孫瑜在昆侖公司晝夜趕寫，很快地修改了劇情和寫好了分鏡頭本。
1950年1月初的一個晚上，昆侖影業(yè)公司請了當時負責上海電影事業(yè)的夏衍、于伶和陸萬美等3位領(lǐng)導來到公司，由孫瑜口頭把修改后的《武訓傳》的主題思想和劇情場次細講了一遍，趙丹作了補充發(fā)言。夏衍等人聽完介紹之后，建議孫瑜把電影的開場和結(jié)尾再做一次修改，原來的開場戲是以一個“老布皈”在武訓出殯時對他孫兒講武訓興學故事，改為由解放后的一個“女教師”在武訓誕生111周年紀念會時，對幾個小學生講武訓興學的故事；在片尾還是由解放后的那位“女教師”做出結(jié)論，“用今天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這樣，劇本當晚就被夏衍等領(lǐng)導口頭通過，決定繼續(xù)拍攝了。
三
1950年2月，孫瑜和《武訓傳》外景隊―――演員趙丹和飾小武訓的孫棟光、攝影師韓仲良、美工師丁辰、制片主任孟君謀等人，到了武訓的家鄉(xiāng)山東堂邑縣柳林鎮(zhèn)武莊，借住在柳林鎮(zhèn)的武訓師范學校里，武訓師范學校的旁邊就是武訓的墳墓（這個墳墓后來在“文革”初期就被一些“紅衛(wèi)兵”們砸爛了，據(jù)說還把武訓的骨頭刨出來，淋上汽油當眾燒毀)。在開拍前，孫瑜邀請了好多位老年農(nóng)民座談和回憶武訓“討飯修義學”的種種細節(jié)。
《武訓傳》的外景在山東拍攝完后，大家回到上海拍攝內(nèi)景和場地景。《武訓傳》順利地拍攝到當年9月時，忽然昆侖公司要孫瑜把電影拍成上下兩集。在以后的半個月里，孫瑜又坐下來繼續(xù)夜以繼日地趕寫劇本。
孫瑜為增加主人公更多更大的困難和矛盾，又精心增加了一些細節(jié)。例如，武訓因不識字受了欺騙和一頓毒打，在破廟臥床悲戚昏睡，深夜里幻入一場大夢（代表他的思索)，幻見張舉人變成紅頂朝服的魔鬼，把他和無數(shù)的“文
盲”打下寒冰苦海和熾熱的火獄里受罪，最后他回憶幼時聽武母“義學”的話，從苦海幻進天堂杏壇，把封建惡魔張舉人打下塵埃，因而最后武訓得出了他“修義學”的“偉大計劃”。
與此同時，孫瑜又從歷史現(xiàn)實出發(fā)，力圖合情合理地在戲的主線外添加了支線，發(fā)展了鄭君里提出過把車夫周大作為北伐太平軍被打散的軍士的建議，增加了周大的戲，寫他在小偷李四和一個管獄的王牢頭（兩個新添的虛構(gòu)人物)的冒險協(xié)助下，糾合死牢中的囚犯們，打出牢獄，“逼上梁山”，帶領(lǐng)一支農(nóng)民武裝的隊伍，和官府惡霸們英勇地斗爭下去―――在劇情上和武訓興學成為“一文一武”正副兩條線。這兩條線輕重不同地并行發(fā)展，互相襯托，直到劇終。
為了更進一步深化電影的主題思想，孫瑜又增加了這樣的情節(jié)：武訓在辦成第一個“義學”后不久，含淚跪謝考得第一名的小學生趙光遠時，竟然在趙光遠的口中聽到“書念好了，就可以做官”的話語，
白發(fā)蒼蒼的武訓當時猶如霹靂擊頂，驚痛地發(fā)現(xiàn)，他為之奮斗一生的“義學”，竟會勞而無功，一敗涂地！最后，老武訓在悲憤的心情中，拒絕穿“皇上”賜給他的“黃馬褂”，拒不跪謝皇恩，裝瘋子進行他的“悲劇性的反抗”。他對一群小學生痛哭流涕，懇求他們“將來千萬不要忘記咱窮人”的同時，又在劇終時看到所謂“武”的一線―――他的朋友周大和革命武裝農(nóng)民弟兄們在原野上英勇地躍馬飛馳而過，再次高喊“將來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為了加戲，孫瑜在電影里加強暴露了封建統(tǒng)治者的殘暴和陰險。蔡楚生在養(yǎng)病中，還熱情地自動替孫瑜寫了一段精彩臺詞，刻畫山東撫臺張曜和幕僚吳庸之利用武訓，為武訓奏請清廷賜造牌坊，以“收攬民心”的卑鄙對話。
四
電影《武訓傳》在1950年年底終于完成了。公映后，觀眾反應極為強烈，可算得好評潮涌，“口碑載道”。1951年2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獲得熱烈反應之后，孫瑜親自帶了《武訓傳》的新拷貝到了北京。
2月21日晚7時，文化部電影局局長袁牧之帶了孫瑜和史東山兩人乘汽車直赴中南海。周恩來等大約有百多位中央首長談笑著走進了中南海放映大廳，都來看電影《武訓傳》。孫瑜沒有預料會有那么多的中央首長來看這部片子。這晚，毛澤東主席沒有來看，后來據(jù)中影華北管理處的同志告訴孫瑜說，主席幾天后又專門調(diào)了《武訓傳》去看。
在電影的整個放映中，周總理一直聚精會神地看著銀幕。孫瑜坐在他身旁，心里忐忑地多次觀察他對電影的反應。盡管上海、南京等處已經(jīng)有了那么多的“好評”，孫瑜仍然像一個剛剛交上考卷的小學生，心里相當緊張地等待老師評分！電影放完后，周總理沒有在大廳里提多少意見�？偫碇辉谀骋凰囆g(shù)處理上告訴孫瑜，武訓在廟會廣場上賣打討錢時，張舉人手下兩個狗腿子乘機毒打武訓的殘暴畫面描寫似乎太長了。孫瑜即于第二天把踢打武訓的鏡頭剪短了。
《武訓傳》2月25日在北京公映之前，曾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試映。公映之后，稱譽和推薦的文章在報刊上接踵而來。孫瑜在北京逗留了約10天，很多看過片子的領(lǐng)導和同志們都說《武訓傳》的社會效果頗好。一些原來不安心、不熱愛教育事業(yè)的教師看了《武訓傳》以后，開始安心教育，熱愛孩子，紛紛表示要“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人民的教育事業(yè)”。
1951年初，隨著《武訓傳》在全國的熱映，該片被評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孫瑜和《武訓傳》的全體劇組人員都感到莫大的慶幸和安慰。沒想到兩三個月后，晴天一聲霹靂，展開了一場對《武訓傳》全國規(guī)模的批判運動。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認為，電影《武訓傳》宣傳了反歷史唯物主義的反動思想，必須嚴肅批判。社論嚴厲地指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zhì)，承認或者容忍對它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nóng)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shù)男麄鳌�。社論還說，“一些號稱學好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chǎn)黨員……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并由此得出“資產(chǎn)階級思想侵入了戰(zhàn)斗的共產(chǎn)黨”的嚴重結(jié)論。
1951年7月23日，《人民日報》又刊登了《武訓歷史調(diào)查記》一文，說武訓是一個“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樣，《武訓傳》的討論就變成了全國性的政治大批判，《武訓傳》隨之被禁止上映。批判前后持續(xù)了一年多，這一批判嚴重地混淆了思想藝術(shù)和政治問題的界限，也給新中國的電影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以康生等為首的一些政治人物為撈取政治資本為影片羅織了種種罪名，使孫瑜、趙丹等40多名劇組人員受到沉重的打擊或者牽連。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條重要消息，標題是《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電影《武訓傳》在蒙冤34年之后，終于得到平反昭雪。2005年底，在上海影城舉辦的紀念趙丹誕辰90周年電影回顧展上，《武訓傳》又被完整地展示在觀眾面前，這是《武訓傳》被雪藏50余年后首見天日。
來源：中國共產(chǎn)黨新聞網(wǎ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