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邪”，是指由藥物偏性或運用不當所產(chǎn)生的一種致病因素。藥物偏性包括四氣、五味、升降浮沉、有毒無毒等方面。各種藥物都有一定的偏性，藥物治病就是利用這一偏性，所謂“補偏救弊”。張景岳云：“氣味之正者，谷食之屬是也，所以養(yǎng)人正氣。氣味之偏者，藥餌之屬是也，所以去人邪氣。其為故也，正以人之為病，病在陰陽勝耳�！彼�，不問機體偏勝情況，也不問藥物的偏性如何，濫用藥物，或者不適當?shù)囟喾�、久服，都會有損于機體的健康。
“藥邪”一詞的提出
“藥邪”首見于《儒門事親卷六·十形三療一·痿四十七》，書中記載：“宛丘營軍校三人，皆病痿，積年不瘥。腰以下腫痛不舉，遍身瘡赤，兩目昏暗，唇干舌燥，求療于戴人，戴人欲投瀉劑，二人不從，為他醫(yī)溫補之藥所惑，皆死。其同疾有宋子玉者，俄省曰：彼已熱死，我其改之。敬邀戴人，戴人曰：公之疾，服熱藥久矣，先去其藥邪，然后及病邪，可下三百行�！睆堊雍兔鞔_提出了“藥邪”一詞，發(fā)展了“藥邪”致病論，豐富了病因?qū)W的內(nèi)容。
歷代醫(yī)家對“藥邪”的認識
《周禮·天官》云：“醫(yī)師聚毒藥以共醫(yī)事�！薄端貑枴づK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五谷為養(yǎng)，五果為助……”“毒藥”這一概念，反應(yīng)了古人一方面對藥物偏性已有所認識，而另一方面還不能很好利用�！抖Y記·曲禮》載：“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yī)不三世，不服其藥�！庇纱丝梢姡幵诋敃r是件很危險的事。
《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提出了藥物“有毒”、“無毒”的區(qū)分，以此將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并對三品藥與毒性的關(guān)系作了論述：“上藥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中藥無毒有毒，斟酌其宜；下藥多毒，不可久服�！笨梢�，當時人們對藥物毒性的重視。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古人對“藥邪”的認識不夠充分，錯誤地認為上品藥“多服久服不傷人”。
《內(nèi)經(jīng)》對“藥邪”的認識較《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有了很大的進步。《素問·五常政大論》云：“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養(yǎng)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边@說明《內(nèi)經(jīng)》已認識到藥物作用的兩重性，有毒藥物要嚴格控制，無毒藥物也不能盡劑，從而避免了因藥物久用傷及正氣或有毒藥物積蓄體內(nèi)而為“藥邪”。
隋代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服藥失度候》中云：“凡合和湯藥，自有限制，至于圭銖分兩，不可乘違，若增加失宜，更生它疾。其為病也，令人吐下不已，嘔逆而悶亂，手足厥冷，
腹痛轉(zhuǎn)筋，久不以藥解之，亦能致死�！睍羞�詳細記述了毒性藥物運用失誤所致嚴重癥候，“凡藥物云有毒，及有大毒者，皆能變亂，于人為害，亦能殺人……若毒重者，亦令人發(fā)病時，咽喉強直而兩眼疼，鼻干，手腳沉重，常
嘔吐，腹里熱悶，唇口習習，顏色乍青乍赤，經(jīng)百日便死；其輕者，乃身體習習而痹，心胸涌涌然而吐，或利無度是也�！�
唐代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重申《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所謂處方配伍“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的原則，并列述
赤石脂、
陽起石、
麥門冬、
附子、
牛膝等多種藥物之配伍禁忌，載于卷首《序例·用藥》。
宋《圣濟總錄·雜療門》專列“中藥毒”一項，其中不僅包括金石藥中毒，其它如
烏藥、附子、
巴豆、
甘遂、
大戟、
藜蘆、
蜀椒、羊
躑躅以及
半夏、
杏仁、
桔梗等藥引起的中毒，亦載錄其間�！断丛╀洝房偨Y(jié)了歷代中藥中毒的診斷方法，如“
砒霜野葛者，得一伏時，遍身發(fā)小瘡作青黑色，眼睛聳出，……腹肚膨脹……十指甲青黑”，“驗服毒(砒霜)用銀釵”。
宋金時期，醫(yī)界
盲目濫用溫熱燥藥治病，病家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瀉，流弊深重。張子和在《儒門事親》中專著《補論》及《推原補法利害非輕說》二論，針砭時弊，強調(diào)“養(yǎng)生當論食補，治病當論藥攻”，并從妄進熱藥為補、妄以補法治病和中藥久服必有偏勝三方面剖析了當時的“藥邪致害”情況。張氏認為，“平補、峻補、溫補、寒補、筋之補、房室之補”等六法“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疏闊，至其害不可勝言者”，“凡藥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謂之毒，雖
甘草、
苦參不可不謂之毒，久服必有偏勝。氣增而久，夭之由也�！�
元代羅天益所著《衛(wèi)生寶鑒》一書，卷首專設(shè)《藥誤永鑒》二十五篇，就用藥失誤之弊端進行系統(tǒng)、詳盡的論述。羅氏進一步強調(diào)“無病服藥”損傷正氣，“用藥無據(jù)反為氣賊”論，以臨證病案為例，告誡醫(yī)者論病施治必須要詳審脈證，據(jù)病用藥，不得妄施。此外，如《瀉火傷胃》、《妄投藥戒》、《戒妄下》、《輕易服藥戒》等篇，資料頗詳實，較大程度上豐富了祖國醫(yī)學(xué)對“藥邪”危害的認識。
明代李時珍明確地將有毒無毒藥物區(qū)別開來。在《本草綱目》所載1892種藥物中，性味下標明毒性者有350種之多；另一方面，標注毒性的藥物又有“大毒”、“有毒”、“小毒”、“微毒”之別。觀其中所載誤藥與中毒案例10余例，又有“有毒之毒”、“無毒之毒”和“合用之毒”的區(qū)分，較之以前本草學(xué)著作已有很大進步。《景岳全書》亦云：“然毒藥雖有約制，而飲食亦貴得宜，皆不可使之太過，過則反傷其正也。”
清代徐靈胎主張用藥要平淡，指出“雖甘草、
人參誤用致害皆毒藥之類也”。在《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百種錄·人參》中，徐氏除對其性味功用夾注外，還有大段注文以匤時弊，“今醫(yī)家用參，救人者少，殺人者多……”“醫(yī)家不論病之已去未去，于病久或體弱或富貴之人，皆必用參，一則過為謹慎，一則借以塞責。而病家亦以用參為盡孝之道，不知病未去用參，則非獨元氣不充，而病根遂固，諸藥罔效，終無愈期，故曰殺人者多。”
清代凌奐著《本草害利》，書中搜集古今名醫(yī)關(guān)于“藥邪”的論述，主要有藥物本身性能之害、使用不當之害、炮制不當之害和采收不當之害四個方面。凌氏辯證地認識藥物的利弊，對“藥邪”有深刻的認識，“凡藥有利必有害，但知其利不知其害，如沖鋒于前，不顧其后也”，“遂集各家本草，補入藥之害于病者，逐一加注，更曰《本草害利》。欲求時下同道，知藥利必有害，斷不可粗知大略，辨證不明，信手下筆，枉折人命�！笨梢哉f，《本草害利》是“藥邪”理論的集大成之作。
由以上歷代醫(yī)家對“藥邪”的認識，可窺“藥邪”理論發(fā)展之一斑。從最初對藥物的畏懼到對藥物有毒、無毒的區(qū)分，直至辨證地認識藥物的利弊，古人對“藥邪”的認識日趨成熟。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其認識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古代本草所記載或涉及的毒性大多是急性毒性，亞急性和慢性毒性記載很少；二是有毒無毒的確定和毒力的分級多沿習歷代實踐經(jīng)驗，缺乏客觀依據(jù)。
－－－－－－－－－－－作者：達美君
金元時期醫(y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載有一案：軍校宋子玉病瘺積年，腰以下腫痛，遍身赤瘡，兩目昏暗，唇干舌燥，張氏認為系“服熱藥久矣”，應(yīng)先去其藥邪，然后去病邪，以
舟車丸、浚川散大下至三百行始安。張氏提出的“藥邪說”，即當前醫(yī)源性、藥源性疾病的成因。
《
黃帝內(nèi)經(jīng)》早就指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毋使過之，傷其正也”。藥物治病，即是以藥物性味之偏去糾正臟氣之偏，若過量或久服，矯枉過正，反而會導(dǎo)致臟氣勝衰而“變證蜂起”。前輩醫(yī)家亦告誡我們：“用藥如用兵，選藥如選將，衰其大半而止，不可過劑，即宜養(yǎng)正氣而佐以祛邪，正氣充則邪氣自盡”（《折肱漫錄》)。同時，服補藥不當亦可致病，“大熱大補之藥，服而傷生者，指不勝屈”（清·王孟英)，應(yīng)為喜補者戒！《洄溪醫(yī)案》有案：朱姓患者患“飲癖”，誤以藥補，人參、附子入口即痛如刀箭攢心，“呼號宛轉(zhuǎn)而絕”�！睹t(yī)類案》載名醫(yī)
朱丹溪驗案兩則：一人誤服燥熱香竄之劑已久，春得瘺病，兩足弱，氣上沖，飲食減，朱氏認為“藥邪太盛，實難求生”；一人多服金石房中藥，溫熱辛燥灼傷陰血，因致反胃難治。明李時珍即指出：古人用補藥必兼瀉邪，邪去則補藥得力，一辟一闔，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專一于補，所以久服必致偏勝之害也。醫(yī)者不可掉以輕心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