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輔行訣》原卷中有無金石方藥之記載
以及張唯靜在《湯液圖法釋》中所言之是非
作者:方國強
筆者首先申明，本文純粹為學術討論，不針對任何個人，如文中牽涉到那位先生學者，或有不當、欠妥之言論，筆者在此先予致歉，并敬請給予諒解。
關于《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張大昌、錢超塵主編 學苑出版社2008年9月版)諸多抄本中，載有三十味金石藥精與三十首金石類方劑，是否為《輔行訣》原卷子所有之問題，
北京中醫(yī)藥大學錢超塵教授在《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前言》中云：“有的抄本有金石方，有的抄本則無，是否為原卷所有，讀者亦有不同意見，尚需博雅之士有所考察”。筆者雖不能入“博雅之士”之流，但自謂對《輔行訣》有所鉆研，故不知量力，欲對此問題發(fā)表一點自己的看法。
白沙游子曾對在《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之前刊行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傳本中，五十一個醫(yī)方所用七十二味藥物，按五行藥（屬)性逐方逐味進行過相互比較與驗對，也曾對部分湯方所用藥品按組方法則進行了增減調整，認為三十味（筆者認為，《輔行訣》如載有金石類藥精的話，只能是二十五味，不會是三十味，因為草木類藥精只有二十五味，故金石類藥精也只能是二十五味，古人講究的是對仗工整)金石藥精與三十首金石類方劑，均由張大昌先生所增補，不為《輔行訣》原卷中之所有。
考《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二十一個抄本，按其抄錄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記有完整三十味金石藥精并有金石藥方的，二是在卷末載有二十五（此數(shù)為筆者推測)味金石藥精殘留七味者，三是既沒有記載三十味金石藥精與金石藥方，在卷末又無殘留七味金石藥精的。
記有三十味金石藥精與三十首金石藥方之內容的抄本計有十二個：《輔行訣》范志良抄本（1965年)、《輔行訣》劉德興抄本（1975年)、《輔行訣》衣之鏢抄本（1976年)、《輔行訣》孫伯果抄本（1976年)、《輔行訣》丁勤喜抄本（1979年)、《輔行訣》劉世忠抄本（1979年)、《輔行訣》趙俊欣抄本（1985年)、《輔行訣》周連淼抄本（1966年內容，1989年過錄)、《輔行訣》劉祥之抄本（1998年)、《輔行訣》王子旭抄本（1964年內容，過錄時間不詳)、《輔行訣》范志良第二次抄本（1972年前)、《輔行訣》張大昌抄本殘卷（1977年前)。
在末尾記有“（【原文】)木（木)
石青木
石膽火
石硫磺土
礬（礬)石金
淄
石水火（火)
代赭石木
石火
（以下殘斷)或（原卷以下殘斷)”等字句的抄本有六個：其中有《輔行訣》中國中醫(yī)研究院打印本（1975年)，以及《張大昌注輔行訣》衣之鏢抄本（1979年)、《張大昌注輔行訣》劉德興所藏抄本（1983年)、《輔行訣》王云亭抄本（1979年后)與《張大昌注輔行訣》周連淼抄本（1981年后)、《輔行訣》張義霄抄本（1988年前)。
既沒有三十味金石藥精與金石藥方，又沒有金石藥精殘留七味記載的抄本有《輔行訣》張大昌抄本（1974年)、《輔行訣》張偓南別集本（1980年)、《輔行訣》周連淼第二次抄本（1988年后)等三個。
從以上三種內容抄本的抄錄時間來看，最早為1965年的范志良抄本，即張大昌先生首次外傳本，其本中有三十味金石藥精與金石藥方等內容。然而，從王子旭抄本來看，雖過錄時間不詳，但其原件為1964年的內容，故可說，此本為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外傳本。然此二個抄本是否即為《輔行訣》之原本？筆者以為，不能如此輕斷。因為其它抄本的抄錄時間雖比此二本要晚，但由于其被抄母本之時間不能確定，故僅憑抄本之抄錄時間是不能確定被抄本是否為原本；如以抄本的多寡為依據(jù)則更屬無理。
由于《輔行訣》原卷子已在“文革”中被毀，張大昌先生又已仙逝，《輔行訣》原卷中到底有無三十首金石藥方？三十味金石藥精記載是否真有或是否為三十味？筆者以為，只能從《輔行訣》所載之內容中去尋找，從所錄之方藥中去求證。
陶隱居在《輔行訣》中云：“商有圣相伊尹，撰《湯液經(jīng)》三卷，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藥，為服食補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藥，為療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藥，為殺蟲辟邪之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實萬代醫(yī)家之規(guī)范，蒼生護命之大寶也。今檢錄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備山中預防災疾之用耳”。從此段話中吾人可知，《輔行訣》僅摘錄《湯液經(jīng)》方六十首。筆者曾在有關論文中提出：“現(xiàn)《輔行訣》刊行本中僅載醫(yī)方五十五首（不計“正陽旦湯”)，如減去大小勾陳、螣蛇湯四方，實際上只有五十一方，所缺的九方是何內容？”之問題。
現(xiàn)據(jù)《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輔行訣〉范志良抄本（1965年)》（有的抄本以表格的形式抄錄金石五臟大小補瀉湯)，其中金石方劑達三十首，使原所缺九方的三倍多，醫(yī)方總量達到八十一首，如再加上“正陽旦湯”，共計八十二首，已大大超出陶隱居所云的六十首。此乃對原卷中有否此三十首金石方的存疑之一。
據(jù)《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輔行訣〉范志良抄本（1965年)》所云：“今將金石藥三十種，以明五行互含之跡，以明五味變化之用，列左：
味辛皆屬木，瑯玕，
桂枝主，龍肝、生
姜為火，黃土、
干姜為土，
砒石、
細辛為金，
陽起石、
附子為水。
味咸皆屬火，
磁石、
旋覆花主，凝水石、
大黃為木，禹糧、
澤瀉為土，
芒硝、
厚樸為金，
硝石、
葶藶為水。
味甘皆屬土，
赤石脂、
人參主，
云母、
甘草為木，石英、
大棗為火，
石膏、
麥冬為金，乳石、
茯苓為水。
味酸皆屬金，
白礬、五味主，石綠、
枳實為木，石膽、豉為火，硫磺、
芍藥為土，
皂礬、
薯蕷為水。
味苦皆屬水，
滑石、
地黃主，代赭石、
黃芩為木，
丹砂、
黃連為火，
雄黃、術為土，堊土、
竹葉為金。
硇砂、
桂心為木，
礬石、栝蔞為火，
姜石、
薤白為土，
曾青、
山萸肉為金，
鹵堿、
龍膽為水�！�
上述之言有如下之疑點：
1、范本所云：“今將金石藥三十種，以明五行互含之跡，以明五味變化之用，列左”之句，與之前的“今者約列二十五種，以明五行互含之跡，以明五味變化之用，如左”句重復，前賢會如此不注意修辭嗎？其實，從此句可明顯看出張大昌先生套用前句之痕跡。
2、既云“今將金石藥三十種……列左”，而所列的藥物則有六十種，雖其中有金石藥物三十種，但在金石藥內為何又要間列草木類藥物三十種？在前置言中為何不加以說明？又，草木類二十五味藥精之一的木中火——“椒”，為何又不在這里的三十味藥精中，與隱居所云“今者約列二十五種”之說相違？
3、“硇砂、桂心為木，礬石、栝蔞為火，姜石、薤白為土，曾青、山
萸肉為金，鹵堿、龍膽為水”。此十味藥物是“味苦皆屬水”嗎？如是，則不論其它藥物的五行屬性是什么，而“桂心”為水中木，則與二十五味（草木)藥精中“桂”為木中木相異。又，至何朝何代時才有“桂”、“桂枝”與“桂心”之區(qū)分？難道是在秦漢之代或是在二晉南北朝嗎？都不是，大約是在元代王好古之《湯液本草》中才有此種分而別列之記載！
4、三十種金石藥精中之代赭石、礬石二味，在“《輔行訣》中國中醫(yī)研究院打印本”之卷尾所錄，代赭石為火中木，礬石為木中金，而在此則代赭石為水中木，礬石為水中火，兩者孰是孰非？考《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傳本中之小補心湯 2、大補心湯2，二方中有代赭石，點眼以通肝氣方中有礬石，此二味，筆者依據(jù)五行藥理在方劑中的作用而推出它們之五行屬（藥)性，與“中研本”所載五行屬性相同。即上述三種抄本中，“卷末載有二十五味金石藥精殘留七味者”之述，應為《輔行訣》原卷所有，反之則可證，此三十種金石藥精是張大昌先生所為。
5、對此三十味金石藥物之五行藥（屬)性，其實，張大昌先生自己也把握不定。在“范本”之后的“《輔行訣》劉德興抄本（1975年)”、“《輔行訣》衣之鏢抄本（1976年)”等十一個抄本中，對藥物五行藥（屬)性進行了多次改變，特別是在“《輔行訣》劉祥之抄本（1998年)”中的，已把代赭石列為火中木，并將其它十一味金石藥作了調整。姑且不論“劉祥之抄本”中三十味金石藥的五行藥（屬)性之正誤，但由此則可認定，此三十味金石藥精由張大昌先生所為，不是《輔行訣》原卷中所有。對此之結論，肯定有人會提出質疑，難道不會是抄錄者之所為？筆者以為，抄錯字的情況在所難免，要說多處抄錯是不可能的，何況是如此珍貴的醫(yī)藥資料，抄錄者又都是張大昌先生之入室弟子或私淑弟子！再是，“劉祥之抄本”中，在三十味金石藥物藥（屬)性表前，記有“下面中小字藥名系張君新修改文”之注明。如此這般，一方面說明張大昌先生對待學術之嚴謹，另一方面也可說明對此三十味金石藥五行屬性之定性，連張大昌先生自己也沒有絕對之把握，故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行多次的修訂，如為《輔行訣》原卷所有，有必要這么做嗎？
6、若此三十味金石藥物的五行藥（屬)性之論述，乃由張大昌先生之所為，即由張大昌先生加入《輔行訣》卷中，那么，卷中的三十首金石醫(yī)方也可確定由張先生所寫入。
吾人還可從另外的角度來確定《輔行訣》原卷中，是否載有完整的三十味金石藥精與三十首金石藥方之問題。
考《張大昌注輔行訣》之“衣之鏢抄本（1979年)、劉德興所藏抄本（1983年)”等六個抄本，在卷末錄有“（【原文】)木（木)
石青木
石膽火
石硫磺土
礬（礬)石金
淄石水
火（火)
代赭石木 石火
（原卷以下殘斷)或（以下殘斷)”等字句。吾人分析其為何會在此六個抄本中出現(xiàn)？又是在什么情況下才出現(xiàn)的？此說是否為《輔行訣》原卷所有？筆者以為，要解決這三個問題，首先要從張大昌先生研習《輔行訣》的過程中尋求答案，即考察以上三種內容抄本的母（原)件寫成的先后順序，也就是說，“《輔行訣》抄寫本母（或追記)件”與“《輔行訣》金石藥方內容寫本”以及“《張大昌注輔行訣》”等，各是在什么時間段里整理成冊的。因為，只有從此處著手，才有可能過濾出解決問題的依據(jù)來。
從《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中可知，金石藥精殘留七味的內容，是在“《輔行訣》中國中醫(yī)研究院打印本（1975年)”中首次出現(xiàn)。從時間上來說，要晚于“《輔行訣》范志良抄本（1965年)”、“《輔行訣》周連淼抄本（1966年內容，1989年過錄)”、“《輔行訣》王子旭抄本（1964年內容，過錄時間不詳)”、“《輔行訣》范志良第二次抄本（1972年前)”、“《輔行訣》張大昌抄本（1974年)”等抄本。在此（1964年至1975年)時間段內，三種內容的抄本都有，從表象看，對它們的母本之成書順序是無法作出判斷的。但是，筆者以為，可以從王子旭抄本中尋找答案。
因為，從時間上講，“《輔行訣》王子旭抄本（1964年內容，過錄時間不詳)”為最早，其本中抄錄的有關金石藥之內容，與“范志良抄本”相同。但據(jù)王雪苔編著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校注厘定說明》（人民軍醫(yī)出版社2008年9月版)所云：“《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原卷子已毀，現(xiàn)存兩種早期傳本，可供�？敝�。其一是王子旭于一九六四年依照原卷子抄錄后，張海洲又于一九七二年依照王子旭抄本錄出的轉抄本，簡稱甲本；其二是張大昌醫(yī)生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憑借素昔背誦整理出來的追記本，簡稱乙本”。“王子旭抄本之過錄本”（有金石藥精與金石藥方)與“王子旭抄本張海洲轉抄本”（無金石藥精與金石藥方)，二抄本之內容各異，那一個過錄本為王子旭一九六四年抄本之原樣，亦無法判別。但由“王子旭抄本張海洲轉抄本”而整理的“中研本”中無金石藥精與金石藥方，已成定論（相信作為吾國中醫(yī)藥學術研究的最高單位——中國中醫(yī)研究院，對于中醫(yī)藥古籍的整理刊行，肯定會嚴謹又求實的，何況是考古發(fā)現(xiàn)的孤本)。
再考“中研本”中七味金石藥精抄錄之來歷，據(jù)《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附篇》第五節(jié)，《張大昌來信原件影印·（二)》之“張大昌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的來信”中，有張大昌先生的“……去學生家找出他第一次抄本……他（估計為王子旭)還說原卷后近殘斷處有
木石青木。石膽火。石硫磺土。礬（礬)石金。淄石水。
火代赭石木。 石火。下便殘斷了「依例諸湯皆草木，獨心湯為石 想心湯皆石湯錯‘ ’（書者‘哉’)」 這條我也似（是)記有的”等語。從張大昌先生的此段話中，吾人可澄清二個問題。
1、從“依例諸湯皆草木，獨心湯為石”詞句之字面解，《輔行訣》原卷五十二個方劑中，除補心、
瀉心湯外，都為草木類藥方�？肌遁o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已刊行本之“心湯”中，僅大小補心湯（2)二方中有一味金石藥——“代赭石”；如“獨心湯為石”句乃是指大小補心湯（2)中的“代赭石”的話，則可證明《輔行訣》原卷中沒有純金石藥方。張大昌先生此“獨心湯為石”句所指為何，已不得而知。但如僅是對一味“代赭石”而言，也談不上《輔行訣》原卷中有金石方。
2、卷末殘留的七味金石藥精，如真的為《輔行訣》原卷所原有，那么，三十味（估計為二十五味)金石藥精之記載，應該在此處，而不是緊跟在二十
五味草木藥精之后；而且，此七味金石藥精，在三十味金石藥精的歸屬中，其五行屬（藥)性亦不同，兩者假如同時出現(xiàn)在卷中，先賢會如此粗心大意，讓顯而易見的錯誤記載于卷冊，留傳與后世嗎？故對“《輔行訣》范志良抄本（1965年)”、“《輔行訣》周連淼抄本（1966年內容，1989年過錄)”與“《輔行訣》王子旭抄本（1964年內容，過錄時間不詳)”等之抄本中，記有完整的三十味金石藥精并金石藥方之內容，為《輔行訣》原卷所有亦復存疑。
又據(jù)《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下篇·第四章·考釋本》中，王雪苔教授之說，“在「甲辰本」里……在二十五味藥五行互含五味變化表之后，增加了三十種
玉石藥（原作「金石藥」)五行互含五味變化表及用玉石藥組方的「諸小瀉散湯法」「諸大瀉散湯法」「諸小補散湯法」「諸大補散湯法」「大瀉諸散湯法」「五勞五方」。這些玉石藥方，等于將本書三分之二的方劑用玉石藥置換了植物藥。那么，這些玉石藥方是不是出于原卷子本呢？我認為不是。種種跡象表明，這些藥方是張大昌對《輔行訣》拾遺補闕的產(chǎn)物……”并在其后提供了三條證據(jù)。對于張大昌先生之拾遺補闕而對《輔行訣》原卷子內容作增補的做法，王教授曾提出意見（并在2007年3月1日給趙懷舟的信中，再次表明自己的觀點：“大昌醫(yī)生有個缺點，他總想以自己的摹擬來補輔行訣之缺失，我曾為此而批評過他”)，張大昌先生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信中表示接受：“雪苔兄……你批評我的話，我值得永銘的”。
綜上所述，筆者大致歸納出張大昌先生研習《輔行訣》之過程，與整理撰寫三種版本之時間順序。在建國前后的幾年里，是張先生研習《輔行訣》之初期，在抄錄、學習《輔行訣》中，為鉆研《輔行訣》而大量閱讀中醫(yī)書籍，在此期間可肯定曾有抄本在世；五十年代，為研習《輔行訣》之中期，是學而致用時期，在此期間，張大昌先生積累了豐富的《輔行訣》古方應用的臨床經(jīng)驗，是注釋《輔行訣》之最佳時期，《張大昌注輔行訣》之本，大約是在此期間寫成；六十年代，是張先生研習《輔行訣》之成熟期，也是張先生為傳承《輔行訣》之中華古典醫(yī)藥而收徒傳教時期，在此期間，張先生完成了對《輔行訣》之研究，對《輔行訣》抄本拾遺補漏地進行了修訂，并結合自己淵博的醫(yī)藥知識與豐富的臨床經(jīng)驗，多次對《輔行訣》抄本進行了補充。其后，按學生的資質給以不同的抄本，故致如今出現(xiàn)三種不同內容之抄本（如按大同而小異者計，其實還不止三種)。
筆者認為，《輔行訣》原卷子末尾是有二十五味金石藥精殘留七味之記載，而三十味金石藥精與三十首金石藥方乃為張大昌先生所增補。以上為筆者之分析與推測，相信讀者自有明斷。
關于《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張大昌注輔行訣〉》抄本中，張大昌先生之《湯液圖法釋》說：“及乎圖下兩條，曰陽進為補，其數(shù)七，火數(shù)也；陰退為瀉，其數(shù)六，水數(shù)也。此河圖水火之成數(shù)，綴此何意，則不得而知，缺如可也”。然而，筆者以為，數(shù)六與數(shù)七，既是五行之成數(shù)，亦是陰陽之理數(shù)，水火者，乃陰陽也；而且，顯于圖中雖只有水、火之成數(shù)，而隱于圖外則更有天一地二水、火之生數(shù)與金、木、土之生成數(shù)。故“其數(shù)七，火數(shù)也，陽進為補；其數(shù)六，水數(shù)也，陰退為瀉”，該二十字之用處甚大，《湯液經(jīng)法圖》中是絕不能缺少的，去之則其圖之用不能明也。
明代醫(yī)學大家張景岳在《類經(jīng)圖翼·運氣上·五行生成數(shù)解》中曰：“先有生數(shù)而后有成數(shù)，乃成一陰一陽生成之道，此天地自然之理也。雖河圖列五行之次序，而實以分五行之陰陽，陰陽既有次序，氣數(shù)必有盛衰”；在《陰陽體象》中又曰：“四象既分，五行以出，而為水火木金土。五行之中，復有五行，陰根于陽，陽根于陰，陰陽相合，萬象乃生。本乎陽者親上，本乎陰者親下……故二五之氣，無乎不具”，先賢
張介賓此說可以證之，數(shù)六與數(shù)七，在《湯液經(jīng)法圖》中之作用。
白沙游子以為，張唯靜先生既云“此河圖水火之成數(shù)，綴此何意，則不得而知”，于后又曰“缺如可也”此多余之言，先生此說，似乏考慮，失之草率，且有束縛后來者思路之嫌。但也由此可以內證，《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一書，絕不是張大昌先生之作偽也。
又：在《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與《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兩書中，所附的《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圖》，筆者以為，沒有按原圖繪制，沒有忠實于原作。附圖中日月、四神與二十八宿之方位，誠如王雪苔教授所說，是依張唯靜先生草圖摹繪而成，則大昌先生又誤矣，圖中方位與吾國古代左東右西、上南下北之傳統(tǒng)方位習慣繪畫法相違，而且，對此方位問題，在書中也沒有加以任何的說明。恕筆者直言，在二書中，雖說《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圖》是尊重草圖摹繪而成，但編著者并沒有按傳統(tǒng)習慣仔細審核，從而造成該圖與《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卷中的《湯液經(jīng)法圖》之方位相違背，與吾中華醫(yī)藥學之“左肝（東)右肺（西)、上心（南)下腎（北)”說相違背；因為，是圖原是繪制于近千年前成卷的中醫(yī)藥古籍孤本——《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之卷首，古人會以現(xiàn)代人之“右東左西、南下北上”的方位規(guī)則來繪制《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圖》嗎？如此之圖，則有可能會又一次引起對《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真?zhèn)沃疇�。但筆者相信，此僅是張大昌先生之疏忽，不會因此而影響《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作為敦煌遺卷之真實性與可靠性。
感謝錢超塵教授，感謝王雪苔教授，感謝張唯靜先生與先生的眾位弟子，為吾人提供翔實而又豐富地關于《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之原貌、而且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為挖掘《輔行訣》古方之臨床醫(yī)藥診治價值，為復原《伊尹湯液經(jīng)法》的古為今用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條件。
